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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水师演习之后，李国楼跟随李鸿章，在直隶地区展开巡察，在每个省城开千人大会，把大清改制的春风带到各地。一般由李鸿章做主报告，李国楼做副报告，当地官员做结束语，一堂大会要开半天时间。晚上的接风宴，李国楼只带一个夫人出席，即保持威仪，又让心怀叵测的歌姬，知难而退。
一个多月的会海议政，让李国楼苦不堪言，奔波劳碌不说，这自家的生意顾不过來。做官就是会议多，李鸿章每天收到朝廷的文书，还要征询李国楼的意见，简直把他当做书办用。
李国楼发几句牢骚，想早点回京，不想和地方官员打交道。被李鸿章狠狠的批评一通，告诫他戒急忍用的道理。想要政令通畅，就要和下面处理好关系，面对面的交流才最有效，行政命令，不止靠一纸敕令，与人沟通，妥善解决各种问題，才是为官之道。李鸿章又说了一大堆关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长篇大论，让李国楼站了老半天。
李国楼诚恳的做了千字书面检查，这才得到李鸿章的谅解。趁着会海的间隙，李国楼还察看了地方民情，体恤下面官员办事的难处，带着四位夫人做送温暖活动。
沿途官道两旁以瓦房居多，但只要是小道，就以茅草房居多，热闹的城镇讨饭的人扎堆，大清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。寒风中身穿破衣，手捧一只破碗，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，看见马队已经，立刻來精神，跪在地上讨要钱财。
李国楼一路看着这一幕，心情变得沉重。他对农村建设沒做出多大贡献，只搞了变相的土地改革，但沒有动摇农村乡绅阶层的根本，农村还是贫穷落后，穷人还是穷人。他的大清工业改制道路，沒有让广大农民得益，还让城市和农村的面貌更加二级分化，这是不好的先兆，会让更多人产生仇富心态。
怎么样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呢？李国楼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。在随后的巡察中，李国楼的身影出现在农村里，和地方官吏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題。
大清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，较前朝有所缩小，官僚、缙绅对土地的兼并，则有所增加。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，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。大清入关以后，曾将明朝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，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。清初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，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，但后來也逐渐向民田转化。因此相对明朝而言，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，实际上有所缩小。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，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，还有所发展，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。
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，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。大清官僚的正俸，是相当低的。一个一、二品大员，年俸只有一百多两。雍正时期，在正俸之外，又加上所谓养廉，但平均计算，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，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。显然，单靠正俸和养廉，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**的。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，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，贪污纳贿，巧取豪夺。
官场历來是贪污纳贿之所，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，贪污纳贿收入，则无法加以计算。一个巡抚，年俸不过一百余两，而一个巡抚衙门，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，在贵州为一万余两，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。如果说，平均计算，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，那么，单是规礼一项，就相当正俸的九十多倍。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，更是倍蓰于此。
封建官僚依仗特权地位，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。官僚兼并的土地，往往在他的任所。
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：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。
商人对土地的兼并，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。官僚地主兼并土地，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，商人兼并土地，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。
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，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，就缺乏必要的保障，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。
此时，贵族、官僚、缙绅，仍然是特权地主。但是，他们的特权地位，视明朝已有所削弱，商人的势力，则随着商品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。山西的票商，两淮的盐商，广东的行商，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，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，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。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。
商人兼并土地，就其数量而言，似乎不及官僚。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，他们手中的资金，有较大的流动性，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，他们就会闻风而至。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，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，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。在山东、山西等十三省中，都存在“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”的大量事实。单是山东一省，就有六十一县之多。
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，兼并土地的商人，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，压价收买土地。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等省发生旱灾，聚集在扬州、汉口、徽州的盐商，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，给农民带來双重的灾难。
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，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。兼并土地的商人，或者在青黄不接，粮价高涨之时，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，收取高利，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，然后“折收田、房”，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。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，通过典当、找凑，到最后卖断，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。山西商人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。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，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。在江苏，甚至有一种“典多于田”的地主，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，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。
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，并不限于商人。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，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。大官僚高士奇、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，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。人们称“士大夫挟囊中装而问舍求田，犹其上者”，而“放债以权子母之利”，在“鱼肉乡曲”方面，则是“刀锥相竞”。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，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而这种兼并的方式，给农民带來双重的苦难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李国楼曾经发国难财，趁着闯山东的一股浪潮，和七里屯的大地主王出任合作，在山东圈地，不显山不露水就圈占了近万亩土地。虽然之后以身作则，捐出了所有圈占的土地，把山东圈占的万亩土地建成大农场，以国有的形式招揽流民，以此來邀名，试行他的土地改制。但他当初可沒想为国为民，而是行卑劣的手段，凭借叔公李鸿章的牌子，捞取不义之财。
但如今李国楼思想境界大跨越，早已不做与民争利之事，而是雏鸟反哺，想为三亿农民找寻出路。
此时大清人口大爆炸，为了解决人民的生计，清政府引进许多高产农作物，从南美洲引入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，在各地加以推广。还出版多本农业书籍，教农民种植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。正是由于番薯、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突出贡献，沒让百姓饿殍遍野，才让大清度过最危险的太平天国战乱时代。
但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弱点，那就是营养单一，味道偏差，可深加工的价值少，作为一时救急尚可，长期主食必将导致人体营养不良，面如菜色，身体素质大幅下降，也必然影响人体的正常智力发育。
高产农作物从清初到乾隆时代兴旺蓬勃，“番薯盛世”已经尝到恶果。人民变得孱弱不堪，人种的素质急剧下降，大清成年人不足一米七，身形偏瘦，佝偻病在农村普遍流行，歪瓜裂枣的残疾人在城镇里随处可见。这也引起大清军队的战斗力下降，大清军队打不过八国联军，也有人种上的弱点，最后的肉搏战是讲体格的，八国联军先天上就占有绝对优势。
人种优劣也是胜败的关键，汉人打南蛮子，就是靠身大力不亏。李国楼富国强军之路，当然要考虑军人的战斗力，此时的黄种人和白种人落差很大，黄种人已成劣等民族的同义词，不讲民族自尊心问題，这和身高、身形、脸色有关，同样一个正常大清人和洋人站一块，两相比较立马分出优劣。
老百姓一日二餐，有一半米饭，就算富农了，农民大都以番薯、马铃薯为主食。李国楼在农村，就看农民的米缸，关心亩产问題，看见农家门口那口大缸，那是农家肥料的主营地，全靠人畜的粪便，李国楼已知如何帮助农民走出贫困。
李国楼挑灯夜战，写出一篇《大清建设化肥厂的迫切性》，论述了黄种人变成劣等民族的缘由，不是靠战场上的胜利，而是靠人种的改良，要改变人民的主食结构，才能让一个国家面貌一新。要大面积实施化肥施田，才能让农作物产量提高，至于化肥的利弊也分析一遍，要让人抛弃恐惧的想法，合理施肥不会产生不良后果。最后又痛斥了官商兼并土地的恶果，抒发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，但沒谈切实可行的方案，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，是他论述的中心思想。李国楼不敢提“均贫富”的主张，那岂不要引起一场内战，明知行不通，就倡导理想化社会，冠冕堂皇的空话，作为结束语。
李国楼知道李鸿章有早上看折子的习惯，一大早就离开馆驿，去李鸿章的保定直隶总督府，李鸿章就住在后院。李国楼不用通禀，直接把折子递给李鸿章。
叫了声，“叔公、叔母，我自己來。”李国楼就坐下來喝粥，嘴里说道：“叔公，我一宿沒睡，你就看前面就成。建化肥厂我只能承包直隶地区，主要原料就是磷钾以及制造一些杀虫剂，这能让亩产增加三至四成，甚至翻倍也有可能。再远运输成本就上去了，老百姓就用不起，要在各地兴建化肥厂，我鞭长莫及，你别想让我干，这个钱我不想赚，让利于民嘛。”
李鸿章只对工业感兴趣，看了李国楼的折子，果真看了一半，就把折子合上了，说道：“小楼，关于农业问題，我是门外汉，在朝堂上沒有发言权。你可以和左宗棠探讨得失，先把折子交予户部，让户部尚书余书珍研究一下。不过你也不要灰心，直隶、两江地区由你试行，我会吹吹风，以行政手段让老百姓用化肥的，做到不亏本，对得起良心即可。”
“傅相大人，化肥厂关系到民生，我独家经营，收回投资就撤资，以后还是让经述经营。这个行业比绸缎庄好千倍，赚的钱可以买一座保定府。”李国楼实话实说，他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，总有个极限。外资引进这块熟悉，他可以找天津租界的法国公使罗淑亚，甚至英国公使威妥玛，还能比较出一个差价。以后托拉斯垄断经营化肥产业，赚三亿农民的钱，还是送一份大礼给李鸿章，这样李鸿章才会上心，不会推诿不管，人民生活才能显著提高。
果然李鸿章立刻上钩，又拿起折子，这次看得仔细，频频点头道：“嗯，建设一座年产四十万吨的化肥厂，舍我其谁！小楼，你办事我放心，在年关以前去次天津，和洋人谈生意，你最牢靠。”
李鸿章对李国楼最放心，因为只有这个族孙，不会收洋人的回扣，损害大清的利益。《烟台条约》签订，李国楼虽然收了英国人的贿赂，拿了一座地处烟台的花园洋房，这是官场外交谈判的潜规则，他不能上缴给国库，但李国楼如实禀明李鸿章，做事光明磊落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至于李鸿章让他收了，也是顺应潮流，大家都在一个淤塘里，才会出淤泥而不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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